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又有小动物搭上载人飞船去太空了!为什么模式生物能成为“探索代表”?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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又有小动物搭上载人飞船去太空了!为什么模式生物能成为“探索代表”?

又有小动物搭上载人飞船去太空了!为什么模式生物能成为“探索代表”?

《长泰县(zhǎngtàixiàn)志》之县境图 清乾隆版(bǎn)《长泰县志》6册,白纸精印,线装,尺寸为(wèi)27.3厘米×17.2厘米,左右双边,半页10行,行20字,小字双行;初印之品(zhīpǐn),开本宏阔,墨优纸佳,行款舒朗,笔画爽利,镌刻精雅,墨黑如漆,字大行(zìdàxíng)宽,加之版面清爽雅洁,读来赏心悦目。 长泰现为漳州市长泰区。20世纪80年代,当地曾收集到两种明朝嘉靖年间编撰(biānzhuàn)的(de)《长泰县志(zhì)》(胶卷(jiāojuǎn)),可惜都残缺不全。如今常见的《长泰县志》大都是民国二十一年(1932年)漳州三川印书馆翻印本或1947年郑丰稔编纂的《长泰新志(xīnzhì)》。而乾隆版(bǎn)《长泰县志》在海内外各公藏机构不多见,目前可以查询到北大图书馆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、天津图书馆、上海图书馆以及台湾的博物馆(bówùguǎn)有藏。民国期间(qījiān),福建协和大学图书馆曾藏有一套乾隆版《长泰县志》,目前不知是否存在。 此志为(cǐzhìwèi)乾隆十五年(1750年)张懋建在长泰(zhǎngtài)(zhǎngtài)知县任上主持纂修(zuǎnxiū),在明嘉靖初志、清康熙续志基础(jīchǔ)上参稽增补。乾隆十五年(1750年)春,张懋建聘请曾任翰林院编修的平和人赖翰颙到长泰任泰亨书院院长,并担任《长泰县志》的总纂。在编纂过程(guòchéng)中,赖翰颙坚持“仍旧集新,抚事考信,删繁补缺,候莅政暇,亲加笔削而论定之(zhī)”的原则,为长泰编纂了一部6册12卷近20万字的县志。这部县志史料范围广、内容丰富、记叙全面,为后人研究历史提供(tígōng)了可靠的依据。 赖翰(làihàn)颙能诗善画,在当时享有盛名。他(tā)一生撰写过不少诗文(shīwén),在家乡第八代宗祠里,还留有他亲笔手书的木刻对联:“祖有功,宗有德,五世之馨香未远;子以燕,孙以贻(yí),百年之启佑常新(xīn)。”在他母亲(mǔqīn)的家乡平和县芦溪上祖寺庙里,也有他手书石刻联一对:“丰水东流前溯源(sùyuán)头甚远,乙山背拱后来地少更高。”乾隆丁丑年(1757年),皇帝南巡,赖翰颙把平时撰写的诗作编成诗集,呈献给乾隆帝并受到赞赏。 《长泰县志》共有首一卷,正文12卷,分12门87目。这种结构清晰地划分了(le)内容版块,便于读者查找和研究。在内容编排上,此志继承了明万历后志(hòuzhì)及清康熙志的内容,对明万历三十三年(1605年)以前的事(shì)直接引用万历后志,对清康熙二十六年(1687年)以前的事则引用康熙志,并增补了此后60余年的事。增加选举、风土二门(èrmén),风土由(yóu)原来舆地(yúdì)门风俗目与食货(shíhuò)门地产目合并而成,建置改为规制,食货改为赋役。 乾隆版《长泰县志》于乾隆十六年(1751年)付刊,刊印速度较快,反映了当时地方政府对地方志(dìfāngzhì)编纂的(de)重视和效率(xiàolǜ)。所采用传统(chuántǒng)的雕版印刷技术在当时已经相当成熟,能够(nénggòu)保证大量复制,满足不同读者的需求。作为清代的地方志,其刻印质量较高(gāo)、文字清晰、版面整洁,这不仅体现了当时印刷技术的水平,也反映了编纂者对志书质量的严格要求。 尤其值得称赞的(de)是书中的长泰八景图,雕版(diāobǎn)印刷,绘刻细腻精美——亭台楼阁,郁郁葱葱,线条(xiàntiáo)繁复,轻轻抚摸还能感受到纸张上墨迹的凹凸感。 长泰修志(zhì)始于明朝,至民国年间先后修过7部县志。然而,这7部县志中万历前、后志已佚失无存,嘉靖前、后志也散失不全(bùquán)。现仅有康熙志、乾隆志和(hé)民国志三部较为完整,而乾隆版《长泰县(zhǎngtàixiàn)志》尤为重要,承前启后,又是颇具功力的一部县志。 乾隆版《长泰县志·发凡》中称:“万历乙巳(yǐsì)(1605年)以前(yǐqián)事直从(cóng)管志,康熙丁卯(1687年)以前事从续志,核其是非,文其弇(yǎn)陋(lòu),更益以后六十余年事,新旧参稽,栉比援拾。”张懋建在序中云:“虽不敢自信一无遗议,而集思广益,可告无过……较之丁卯旧志(康熙志),则稍详且慎焉。” 全书比康熙志多出二卷。从(cóng)内容看,所定志类(lèi)十二,曰舆地、曰规制、曰学校、曰赋役、曰典礼、曰兵防、曰秩官、曰选举、曰人物、曰风土、曰艺文、曰杂志(zázhì),每类各具(gèjù)子目。杂志兵燹一目,载明嘉靖中倭寇逼城之事甚详,及郑成功据岛招集,亲率众万余来攻(gōng)长泰;清康熙十七年(1678年)成功子郑经于五月以(yǐ)巨舰攻海澄,六月初十日得之,遂乘胜又来攻长泰,城守黄辉开门导之入。如此类记载,均可资史传以相参(yǐxiāngcān)证者也。 笔者所见这部《长泰县志》上(shàng)钤有“抱经楼”“上海徐家汇天主堂藏书楼章”两枚递藏印。抱经楼是清乾隆年间宁波人卢址(lúzhǐ)的藏书楼,卢址“博览嗜古,尤喜聚书”,往往以重价购求善本,或辗转借抄,藏书达10万余卷(wànyújuǎn)。他在宅旁仿天一阁建筑,建造藏书楼,并取唐韩愈给卢仝诗中“春秋三传束高阁,独抱遗(yí)经传终始”之意,以“抱经楼”定楼名。藏书中有《古今图书集成》稿本和(hé)宋刻《开庆四明续志》等珍本秘籍和乡邦文献。清咸丰年间,藏书逐步散佚,至(zhì)清末尚存2100余种,1916年被(bèi)卢氏后人全部出售给上海古书(gǔshū)流通处。 学者(xuézhě)周达章、周娴华著《宁波老事体》一书称(yīshūchēng),卢址的抱经楼(jīnglóu)在藏书上常钤有“抱经楼”“四明卢氏抱经楼藏书印(yìn)”。学者曹之在所著《中国古籍版本学》一书中称:“相传民国间,上海古书流通处尝伪刻抱经楼等藏书印,且雇钞胥多人,每日以旧绵纸、桃花纸传抄各书,印其上,悉售善价。”这部(zhèbù)《长泰县志(zhì)》到底是卢址的旧藏,还是上海古书流通处的作伪?需要做进一步的考证。 上海徐家汇天主堂藏书楼又称汇堂石室,是法国天主教耶稣会人士在上海创办的(de)图书馆,于清道光二十七年(1847年)始建。至20世纪三四十年代(niándài),徐家汇藏书楼收藏的中文图书达12万册、外文(wàiwén)图书达8万余册。中文藏书中最(zuì)多的是中国(zhōngguó)各地的方志,有2000多种。1956年,徐家汇藏书楼并入上海图书馆。 1935年,图书馆学家(jiā)、文献学家金云铭在当时的第17期《福建(fújiàn)文化》上撰文,讲述了参观徐家汇天主堂藏书楼的事。金云铭花费了半天时间,查看后发现福建的方志有(yǒu)50多部,其中就(jiù)有《长泰县(zhǎngtàixiàn)志》,只不过他看到的是民国翻印版,“民国二十一年(1932年)刊(kān),计六册”。而这部乾隆版的他却没有提及,可能是“漏网之鱼”。 乾隆版《长泰县志》因旧时历年匪患兵燹(bīngxiǎn),磨灭殆尽,幸得流传者,时至今日,已稀如星风矣。各地图书馆已经难得一见,甚至有学者将1932年的翻印本误认为是乾隆版。1935年5月(yuè),方志学家朱士嘉的著作《中国地方志综录》在(zài)商务印书馆(yìnshūguǎn)出版。他看到南洋中学图书馆将民国二十一年(1932年)翻印的《长泰县志》写为重修本,于是在书中也将其(qí)列为新志(xīnzhì)的一种。曾在厦门大学任教的史学家兼(jiān)翻译家薛澄清看到后,在报上(bàoshàng)发文(fāwén)予以(yǔyǐ)纠正,文称:“福建长泰县志,民国二十一年(1932年)的本子(běnzi)是从乾隆十六年(1751年)的本子复印而来(érlái)的,名为二书,实为一书,鄙人籍属长泰,知当时将旧志交漳州三川印书馆铅印,一共翻印四百部,每部共六册,售洋(shòuyáng)五元。朱君不知此种事实,误以为民国二十一年(1932年)的长泰县志是续修的,且又误十二卷为二十一卷,又于附录一‘民国所修方志(xiūfāngzhì)简目’,误将此书列入福建省项下,于是乎,一误,再误,三误矣。” 乾隆版《长泰县(zhǎngtàixiàn)志》具有(jùyǒu)相当重要的版本(bǎnběn)价值,详细记载了长泰的历史、地理、政治、经济、文化等方面的信息,为研究(yánjiū)长泰乃至闽南地区的历史提供了珍贵的第一手资料。可惜,目前对于这一版本《长泰县志》的关注和研究还不够,没有引起学者足够的重视。 (作者单位(dānwèi):厦门兴才职业技术学院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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